中国年轻人不爱「非遗」了吗?|大象公会

2020-09-29 12:38 
衡水金卷2021答案 衡水金卷2021答案

今天,我们终于打破了从50年代起,中国越保护传统文化,就越让它们脱离生活的怪圈。
文|张蔓生
如果你生活在北京,大概知道全聚德的烤鸭,可能在公园里见过别人抖空竹。不过,你八成没听说过「太子务武吵子」和「幡鼓齐动十三档」。
上面这些事物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员。
中国第一次非遗普查中,全国各级提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达到87万项,平均每个省级行政区超过两万项。其中,大部分非遗都与当地现代人的生活从不发生任何关系。
想证明自己是个假的「XX人」,不妨随手翻翻自己家乡的非遗名录。
中国人的生活中,看不到非遗
即使你生活在北京也未必知道,上图中是一种非遗,叫「北京蜡果」。早在宋代,这种制作技艺就已经诞生。
蜡果曾是影视剧中常见的道具,是千家万户果盘中的摆件。同时,它也是现代历史的见证者。
没有北京蜡果,1968年的「巴基斯坦芒果」就不可能走遍中国。
·为了让全国人民目睹访华客人送来的芒果,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北京工艺美术厂特地制作了一批蜡果,送到全国各地
某种意义上,蜡果是食物模型界的「落后技术」。手工做一件蜡果的周期需要小半个月,费时费力。
现代食物模型技术起源于日本,最初是为了给医学院提供脏器模型。这套技术虽然没有蜡果逼真,但在机器和现代材料的帮助下,成本已经下降到传统蜡果的几十分之一,出品速度也提升至小时级别。
在北京工艺美术厂停产之后,现在,这项非遗只剩下一位传承人。
像同仁堂、全聚德那样成功商业化的非遗并不多。中国大多数非遗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脱离现实生活。

·安宫牛黄丸制作技艺入选了中国第四批非遗名录
在美学价值被大规模发掘之前,依托实物的非遗在实用价值层面很容易被工业品取代;表演和故事类的非遗则很少出现在流行文化中。
这恰恰与「非遗」的精神背道而驰。设立「非遗」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守护非西方的、民族的、不那么「现代」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美学。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20世纪是人类学形成共识的世纪。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对于各路「原始人」的观察、研究、讨论之后,来自西方的学者终于得出结论:所谓「文明世界」的生活方式,其实并不比世界上其他成百上千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更值得尊重。
所以,「非遗」的概念由日本人提出,并不意外。
二战之后,日本首先经历了二十年的美国文化倾销。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GDP又超过西德,成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复苏的经济让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原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不比别人矮一头。为了响应当时文化界普遍的「日本回归论」思潮,日本在1950年《文化财保护法》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无形文化财」概念。
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无形文化财」的对译。这个词是1999年松浦晃一郎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时,从日语引进英语的。
在「非遗」思潮的发祥地,非遗和生活的联系非常紧密。日本《促进传统工艺品行业法》(1974年第57号法)中,传统工艺品认定标准第一条就规定:主要用于日常生活。
所有沦为遗产、走向消亡的「非遗」,最初都是依托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先人的生活美学而诞生的。
本文开头提到的「太子务武吵子」和「幡鼓齐动十三档」这两种表演形式,前者是民间社火和村落武备的产物,后者则直接与旧北京多达上千场的花会相关。
现在的北京,不再有花会、社火和村落武备,两者的生存土壤消失殆尽,只能一年一度在庙会上看到,也都面临着队伍老化、后继无人的问题。
·「太子务武吵子」表演
我们也就可能永远地失去欣赏一种艺术的机会。
中国非遗为何脱离生活
中国人并不比别人更轻视自己的文化遗产。早在「非遗」这个词出现之前五十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发非遗资源了。
只不过,当时扭曲的开发理念,将非遗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连根拔了起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为了政府需要,中国大量的地方文化事业单位曾集中整理过一批传统手工艺和民间戏曲曲艺。
大象公会曾经写到,20世纪50年代,官方推动戏剧普查,划分了368种地方戏剧,每个省都建立剧团,扶持当地的剧种。
我们所知道的「地方戏」,大部分是那段时间发掘整编、脱离当地文化的。
·川剧《列宁在十月》
有实物依托的「非遗」也是如此。中国国家级别的工业美术厂体系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在公私合营中,几乎所有的老作坊都被收编进来。
到1972年,全国共有1100余个工艺美术企业——每个地级行政单位平均有五家,有近20万名职工,年产值10亿元。
这些工厂的大部分产品都被用于出口换汇。1972年,中国工艺美术品用于出口的产值占总产值的80%,换汇2亿美元;当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共只有2.36亿美元。
可想而知,这些器物的传统美学,在几十年间,普通老百姓是没机会享受的。
等到新时代来临,国家不再需要靠工艺美术品赚外汇,在义乌小商品和大众娱乐市场的攻势之下,中国大部分体制化非遗很难快速转身。
2001年,北京工艺美术厂的破产让许多北京非遗受到了严重打击。
之前,北京工艺美术厂的1500多名职工中,有四五百人从事景泰蓝生产。工厂破产后,能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几十人,其余全部转行。
· 景泰蓝工艺美术师张同禄。在工厂破产之后,他开了一家20多人的小公司,继续做景泰蓝
直到最近几年,商业化的景泰蓝才依托大师工作室,重回国礼的地位。
这种情形曾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

成都的银花丝工艺,可以将一米长、筷子粗的银条拉伸到一千米而不断。
1951年,所有的银花丝老作坊都被收编到国营成都金银饰品厂集中生产。在80年代,这种昂贵而复杂的银器技术曾一度由广州一家公司进行包销,作为旅游工艺品出口。
2000年,成都金银厂改组为公司制,在市场的冲击下,原先的团队流失殆尽。
现在全国掌握全部银花丝技艺者不超过五人。借着珠宝行业对这种奇技的热捧,他们正重新吸收有生力量。

100多年前由修女传入上海的绒绣,被称为「东方油画」,为人民大会堂贡献了三幅巨型作品。巅峰时期,上海红星绒绣厂和东方绒绣厂每个有三百多名员工,每年生产数千件产品。
到了90年代,订单数量下降,两个厂先是合并、重组,后来歇业。现在,海派绒绣的市级传承人仅剩下8人。
国有化和市场化的拉锯带来了人才断档。今天,中国的3068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40岁以下的只占9%。
「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究竟应该让谁来主导?我们不妨重新看看日本。
在日本的文化遗产保护中,私人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要大大高于在中国。在日本人看来,歌舞伎、手工艺、各种祭祀习俗等等,与其说是国家宝藏,不如说是流派、地方和家族的文化资产。
对于「人间国宝」——日本的非遗传承人们来说,手头的技艺更像是一种个人爱好,是日常的一部分。因此,依靠现代师徒关系、秘而不宣的流传方式,在日本非遗领域非常常见。
在这套制度的保护下,日本的「非遗」更接近生活。
日本全国传统工艺品的产量在1984年(昭和59年)达到顶峰,其后开始下降。如今产量只有峰值的五分之一,但其中大部分是由和服的衰退导致的,陶瓷和漆器依然保持产量水平。
直到最近,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守护传统文化靠体制包干是行不通的。
在十八大至2017年底的五年间,中央财政共投入46亿元、地方财政累计投入39亿元,非遗保护事业。
这笔巨款大部分用于非遗传承人的传习补助、建设非遗文化生态区,以及根据2016年制定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帮助地方企业重新拓展传统手工艺的商业渠道。
这相当于从国家层面,认可了基于个人的商业产业化才是「非遗」活力的保证。
不过,推动非遗重归大众视野,中国还有一种自下而上的重要力量。

谁让中国非遗重新回归大众
在2005年非遗普查前后,中国经历了短暂而荒唐的「非遗申报潮」,出现了大量生造、滥报的产物。
比如,著名的董永传说,由于找不到可信的来源,只好并列了江苏、河南、湖北等7个申报地区,导致现在神州大地到处都是董永故里。
·河南汝南县「董永故里」,江苏东台、安徽马鞍山、山东博兴、湖北孝感、山西万荣表示不服
收到87万件资源之后,专家们才意识到,这样的申报只能增加废纸。
中国的非遗真正在大众中回潮,其实是最近几年的事。先是在微博、在朋友圈,然后是在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
在中文网络上,「古风回潮」起步于将近十年之前,仙剑、古剑等游戏爱好者,小说、动漫迷们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集结,创造了汉服、古风歌、诗词等新圈子。
虽然「古风」爱好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在争议之中,一步步将「古风」带进了主流审美和自己的日常生活。
互联网将一切变成了注意力经济,「非遗」也不例外。在这种风潮的影响下,传统技艺与演出重新受到流行文化关注,宣扬自己包含某项「非遗」成了IP剧们爱用的宣传口径。
· 《延禧攻略》中的「打树花」,是这项艺术第一次进入影视作品。真正的非遗传承人参与了表演
从2017年起,各大主流直播平台开始扎堆直播非遗。之后,短视频平台加入进来,成了非遗传播的重镇。
现在,非遗传承人正在网红化。
短视频时代的网红更不依赖头部和商业运作,一项能够令人大呼厉害的手艺就足以吸引到流量,并且转换成购买力。
中国共有1372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88.4%,也就是1214项,能够在抖音上找到。这些相关视频的播放次数加起来超过1065亿次,是中国人口数的76倍。
浙江象山,61岁的张心荣,能把竹丝做得和头发一样细。他编了一辈子竹子,最火的一次,一段视频发布当天获得98万点赞,收获了20万条评论。
无论在什么时代,这都称得上是传播的奇迹。人们在评论里问他:「竹编好学吗?」
「非遗网红」们的运营模式,与普通的网红并没有差异。大众怎样欣赏网红的表演、通过他们抢购各种各样的生活神器,也就怎样欣赏和抢购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上世纪六十年代,格伯纳提出了「媒体涵化」作用,核心观点是一个人在媒体上看到的某种事物越多,他就越会潜移默化地认为生活中这种事物更多。
在电视和网络上,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扩大声量,构造出了一种能吸引人模仿的生活方式。而想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就离不开各种「非遗」。
依靠涵化作用,中国的「非遗」重新获得了丧失七十年之久的群众基础,从工美厂和地方艺术团走了出来,在电商的帮助下,回到日常生活中。
根据万能的某宝发布的报告,2018年,中国人仅在这一个平台上就购买了近12亿件「非遗」和「老字号」,平均每个消费者2件。
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地发现,原来有形的文化遗产更难保护。

参考资料:
1.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7028
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68299088155777&wfr=spider&for=pc
3.https://v.qq.com/x/page/h0148h78uio.html
4.张黔. 从工艺美学到技术美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设计美学的发展[J]. 创意与设计, 2011(6).
5.李砚祖. 社会转型下的工艺美术[J]. 装饰, 2014(5):26-29.
6.http://ent.sina.com.cn/2004-11-14/0420564435.html
7.http://www.chinagemnews.com/html/yswh/20170515/100242.htm
8.http://www.ichshanghai.cn/ich/n557/n587/n588/u1ai11015.html
9.https://shikinobi.com/traditionalcrafts-info
10.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17/content_52324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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