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凤婉书苑:《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2020-09-25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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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婉

书苑

《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书笔记》

好文共品鉴,好音共聆听

文丨李立

《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书笔记

喜欢读书,五月份开始利用周末时间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些笔记,但总觉认识浅薄,于是将自己所写的文字进行了整理,笔者才疏学浅,难免挂一漏万,求教于方家。

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史学研究的内容,它与我过去的知识储备有很大的出入,刚刚读的时候很慢,直到今年7月份,我才读完,甚是汗颜。

全书的总体想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

是梁启超先生1921年论著的,而1920----1926年这段时间是梁启超先生学术理论创作的黄金时代。梁先生在这段时间接连创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0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年),《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

该书除了自序外,全书分为六章,前三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所论述的问题多从宏观上总体论述,属于历史基本目标和方向的探讨问题,主要涉及的问题有:

1

提出历史“新”的概念;

2

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改造;

认为历史应该着眼于“生人本位”,而不是过去史学的“死人本位”,提出修史应该是做“信史”,去做“良史”。史家修史应该去除主观的影响,而是应该立足于客观,应该是“国民的历史”。

3

在此之外

梁启超先生还对史书的体例类型、过去史书的著作质量高低做了一些评述。

后三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伦次》。这三章着重论述了一些实际中的具体问题,对于历史学刚刚入门的我而言,帮助甚多。这几章主要论述了史料的搜集、鉴别、辨析、整理、论证等方法。

与前三章相比,更具体,更适合我们这个层次去学习、理解、吸收,这三章在前面宏观的基础上,以乾嘉学考据为指标,在信史的原则下,用历代史著、史迹以及文物为具体事例,对史料问题加以论述、评注。

在著作中,梁启超先生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言:

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

汤志钧先生的《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加入了梁启超先生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论著中,梁启超先生将因果律排除出史学研究领域,他认为:

“自然系是因果律的基础,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历史为文化现象的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的门面?”

梁启超先生提出归纳法的目的在于求共相,而将其运用到史学却是不可能,他提出史学是“一躺过”,是“没有同铸一类”的。因此,史家的工作是“务求不共相”。

关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

文化专史的断想

文化和文化史历来都是热门的研究对象和探讨领域,梁启超先生对于文化和文化史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抽象概念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梁启超先生对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补编》中梁启超进一步论说,192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只不过是说明通史的做法的,但是对文化史的定位已经有了改变,不是完全将其看做通史对待的。

梁启超先生将人生活动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类,又在此基础上采用狭义的文化概念——人类思想的结晶(包括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等),将文化史看成专门史,认为文化史是专门史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在读书期间按目录和内容作成一张简表:

梁启超先生对各种文化专史的研究做了具体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01
用通史的方法来做文化史

这与做人的专史很像,梁启超先生十分推崇司马迁的“变通”的思想,郑樵的“会通”的思想。

因此,在做历史专史的研究中,梁启超先生不自觉的融进了通史的思想。文化的渊源流承自身就有其脉络和历程,而这种连贯的传承其断代史是无法讲清楚的,“一朝一史,毫无联络,使读者不能明了前后因缘的关系”,尽管不同类型的文物专史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做文化史、政治史多由古及今,做经济史当由今及古”但是就文化专史,是“不是能拿来做断代的”。

02

对于专门史,尤其文化专门史应该用“系”来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这个系就是文化的系统。

03

应该重视从人的关系角度

研究文化专门史

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中心。梁启超先生认为中国史、文物史都注重人的关系。他所认为的人的关系,实际是英雄人物的作用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之所以重视人的作用和影响,这是由“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所决定的。这也是史学的明道功能,即明治道,明人道,尤其明人道。

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

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

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

他在重明人道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调人格在文化史上的作用

如做道术史,罗列各人的学说固然是必要,然,欲描写中国的道术,必先描写个人的人格。

这样,才真正得以明人道,求事理,这是梁启超历史文化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人的专史

“人的专史”是梁启超先生创造的一个术语,这个概念是指以人作为载体记录历史的传记。

梁启超先生在如何写好一部历史著作时,曾经发出“今者欲著中国史”却“无成书之可袭”的感慨。为了完成对人的专史论述的完成,梁启超对旧史常用的三种体例做了一番探索。

他认为:

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介其弊也。

但是

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了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年,编年体之记述,无论若何,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

梁启超先生又对纪事本末体进行了比较,但对于纪事本末体似乎没有什么信心,最终,梁启超先生还是选择了纪传体这种体例,并且赋予它新的内涵。

纪传体史书从司马迁开始被中国历代史家沿用,至梁启超时代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能够流传这么久,必然有它的正确和可取之处。因此“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因此,梁启超先生将纪传体这一体例在《补编》中进行了突破和创新。

梁启超先生从更好的写史的目的出发,以新史学观念为指导,对史学性传记作了具体的阐述,而且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求立人,但求立己,在对前人如刘知几、章学诚等人史学思想的总结之下,以传记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从实际出发,从历史人物中选出114人进行比较研究,为后世提供了选择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曾想用专史代替旧史


我常常发一种希奇的思想,主张先把中国全部文化约莫分为三部:一、思想及其他学说;二、政治及其他事业;三、文学及其他艺术。这三部包括全部文化,每部找几十个代表人,每人给他做一篇传。……这样,完全以人物做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里,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

如此宏大的构想,彰显梁启超做史学的创新与气魄,不管他这样的效果是否理想,至少他提出了宝贵的独创的见解,影响深渊,老一辈史学大家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吴晗《朱元璋大传》他们创作的著名传记,在梁启超的《补编》已经有了提及,梁启超先生在书中提供的许多题材,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对于这本书,就像有人评价梁启超先生那样:任公先生之学凡数变,…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

凤婉书苑

作者简介

李立,江苏祥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 1984年出生 2007年参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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